达因等权贵藏富于避税港，新加坡为主要中途站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不若一般人，前财政部长达因（Daim Zainudddin）的两个孩子在小学阶段，即年仅12岁与9岁，便已在英属维京群岛坐拥一家资产半个亿令吉的企业。

他们是穆哈末阿米（Muhammed Amir Zainuddin Daim ）以及穆哈末阿敏（Muhammed Amin Zainuddin Daim），分别在1995年与1998年出生。

两人是在2007年成为纽顿投资与财政有限公司（Newton Invest & Finance，简称纽顿公司）的持股人。这家公司当年在伦敦拥有1000万英镑（约5632万令吉）资产。

《当今大马》阅览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简称ICIJ）掌握的“潘多拉文件”（Pandora Papers）发现，纽顿公司由阿米、阿敏与两人的母亲奈伊玛（Naimah Abdul Khalid）共同持有。奈伊玛是达因的第三任妻子。

“潘多拉文件”是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与其伙伴所掌握的一批企业外泄文件。

这些机密商业文件是由匿名消息人士向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分享的2.94太字节（TB）档案，共计有1190万份文件与资料。这些机密文件来自14个离岸服务提供商，它们专门助人在避税港设立与管理离岸信托或空壳公司。

除了纽顿公司，阿米与阿敏在2017年分别以22岁与19岁之龄，坐拥在避税港设立的多家离岸公司，包括辉煌国际有限公司（Splendid International Limited，简称辉煌公司）。

辉煌公司在伦敦拥有价值高达1200万英镑（按当年兑换率相当于6500万令吉）的资产。

无论如何，拥有离岸户口、公司或信托并不等于一个人曾从事非法活动，而设立离岸公司也并不违法。

企业教父与神秘生意

达因有“马来西亚企业教父”之称，在政坛也具有相当影响力。

达因不曾进入马来西亚《福布斯》（Forbes）的50大富豪榜，这或许因为他所从事的生意大多不为人所知。

企业观察者只能通过观察达因至亲或已知商业伙伴的动向，试图了解达因所涉及的业务。

达因的其中一个亲信是乔瑟芬（Josephine Premla Sevaretnam），她过去当律师与副检察司期间也为达因工作，之后则在达因关联的多个创投基金担任要职，其中包括达因持有的瑞士国际贸易银行集团（ICB Banking Group）。

2007年，国际贸易银行集团在伦敦交易所另类投资市场（Alternative Investment Market）上市时，达因持有74.4%股权。

乔瑟芬也是纽顿公司与辉煌公司的业务经理，常驻在伦敦的布莱恩斯滕广场（Bryanston Square）。

布莱恩斯滕广场位于伦敦马里波恩（Marylebone）的一个高档商区。搜寻达因孩子名下的伦敦资产或公司的资料时，这个花园广场的地址会频繁出现。

举例而言，达因有一名定居于瑞士的英国籍女儿阿斯琳达（Aslinda Daim-Pan）。根据英国公司注册处（Companies House），阿斯琳达是“布莱恩斯滕广场8号永久产权有限公司”（8 Bryanston Square Freehold Limited）的董事。

这家公司声称从事“产业管理”，但根据最新呈报，它只有5英镑（约28令吉）的资产。

至少1亿4千万海外资产

阿米与阿敏如今皆已20多岁，他们与母亲奈伊玛除了拥有纽顿公司与辉煌公司，也持有另外多家离岸公司的股权。这些离岸公司皆在伦敦拥有许多产业。

《当今大马》查看的文件显示，这些离岸公司从事投资或产业管理，通过伦敦骑士桥（Knightsbridge）的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申请贷款，在英国购置产业后放租赚钱。

单单是潘多拉文件的资料，达因孩子、妻子与亲信名下公司或信托所拥有的资产价值，总计即已超过2500万英镑（约1亿4100万令吉）。

达因受询时向《当今大马》表示，他在所有司法辖区经商赚取的钱财皆已缴税。

他补充，潘多拉文件列举跟他有关联的信托中，部分属于他的孩子，而他也不知情。

他也澄清，自己在从政前便是成功商人，早在1960年代就开始购置海外资产。

“我已从商界退休一段时间了，这些信托都是遗产规划的一部分。”

木材大亨设岸外公司

达因并非唯一在英属维京群岛、英国皇家属地泽西岛或库克群岛等避税港持有资产的大马富豪或政要。

西港控股有限公司（Westports Holdings Bhd）执行主席颜纳林甘今年以17亿美元（约71亿2000万令吉）身家跻身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榜。

根据潘多拉文件，颜纳林甘持有佩斯利市场营销有限公司（Paisley Marketing Limited），而截至2016年为止，这家公司在新加坡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存有200万美元（约836万令吉）资产。

西港公司一名代表受询时告诉《当今大马》，佩斯利公司在2008年使用合法资金成立，成立目的是为了管理一份人寿保险保单以及数项投资。

这名代表披露，佩斯利公司的资金在2020年赠予颜纳林甘的女儿莎琳（Shaline Gnanalingam）后，公司也已随之解散。

木材大亨兼中文媒体大亨张晓卿的胞弟张翼卿则与英属维京群岛的罗斯顿投资有限公司（Roxton Investments Ltd）有关联。这家公司在2017年有约2000万美元（按当时兑换率相当于8600万令吉）资产。

《当今大马》已寻求张翼卿的回应。

这些权贵所拥有的离岸公司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透过新加坡的信托服务公司，将资产转移到避税港。

一个人在国外持有产业、离岸公司或离岸户口并不违法，离岸公司或信托持有人也没有义务向内陆税收局呈报，因为这些离岸资金理应早已报税。

不过，一些人设立岸外公司是为了逃税。一些人则基于其他因素，试图透过岸外户口来隐瞒这笔资金。

一些国家的政府领袖爆出拥有离岸公司或信托后，往往在国内面对政治压力。2016年巴拿马文件揭露，冰岛首相西格蒙杜尔（Sigmundur David Gunnlaugsson）利用岸外公司在冰岛银行暗地持有400万美元债券，最终迫使西格蒙杜尔辞职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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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逃税较10年前难

多名税务顾问告诉《当今大马》，10多年前国际金融圈尚有许多漏洞可钻，许多人确实会透过离岸户口或公司来逃税，但如今这种做法已困难重重。

为了避免影响与客户的关系，其中一名税务顾问选择匿名受访。他说，相比起10多年前，如今要逃税难多了。

“如今，我会形容那是改善税务或财富管理，而非逃税。”

“透过离岸信托与公司轻易逃税的日子已不复存在，因为许多国家已改进反洗钱和非法收益活动的条规。”

那为何许多大马权贵选择新加坡来转移资金呢？

潘多拉文件给出的答案是，这些权贵往往聘用设立在新加坡的两家企业服务公司——盛亚信托公司（Asiaciti Trust）及恒泰信托公司（Trident Trust）来处理离岸资金。其中，恒泰在多个国家也设有分公司。

当中的操作直接而简单，客户只需联系位于新加坡的企业服务公司，表明有意在避税港设立信托或公司，而这些企业服务公司就会处理余下所有程序。

《当今大马》看到的企业外泄文件与信函显示，客户只需要出示身份与居住地点证明，并在一张表格申报资产的资金来源，完成其他一般文件，然后花几百美元，就可以设立岸外公司。客户也需要支付一笔年费，让岸外公司维持运作，以及用来管理岸外户口。

除了设立岸外机构的一般程序，这些企业服务公司也需要就申请人做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调查他们是否为政治敏感人物（politically-exposed persons, PEP）、恐怖主义分子，以及有无被通缉。

他们需要按照离岸直辖区法律提交一些文件，然后，就可以正式成立一个岸外公司了。

其他尽职调查还包括：调查申请人所转移资金是否已在资金来源国纳税。

达因妻儿“不算政治敏感”

不过，恒泰信托在设立纽顿公司时，并没有将公司持有人——达因的两名儿子与妻子——列入“政治敏感人物”。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就此询问恒泰信托，惟恒泰信托指他们无法评论个别客户的状况。

“恒泰信托集团在世界各地提供专业的企业、资金与信托行政服务。”

“恒泰的每个信托与企业服务皆受所在地法律监管，并且会遵守所有相关规定。”

“恒泰定期与索取资讯的可信任当局合作。”

菲泰资金也经新国转移

调查发现，不仅是大马，其他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泰国的权贵也通过新加坡管道设立岸外公司。

匿名的税务顾问告诉《当今大马》，这些资金一般上只是途径新加坡，并不会长期存放于新加坡。这是因为新加坡不似加勒比海的避税港国家般提供税务优惠和资产保护措施。

“新加坡公司能做的是，帮助客户在有税务优惠的国家设立信托。”

尽管这些资金不会久留新加坡，但协助管理和设立岸外公司已促进新加坡财富管理与企业服务的发展。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Corpnet研究团队在2017年指出，新加坡转汇到低税率（或是免税）国家的资金额在全世界排前五名。

这些资金往往转移到卢森堡、塞浦路斯、泽西岛、英属维京群岛、百慕大以及巴哈马。

香港动荡，新加坡崛起

新加坡一家财富管理与企业服务公司的会计苏寒容（Wayne Soo）告诉《当今大马》，新加坡的财富管理与企业服务在本区域十分受欢迎。

他说，新加坡与许多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因此更容易提供相关服务。

“许多国际财务机构如花旗银行（Citibank）、瑞信方正证券有限公司（Credit Suisse）在新加坡都有公司。加上各种自由贸易协议，新加坡占有竞争优势。”

马来西亚的税务顾问一般会建议客户在香港设立岸外机构，不过由于香港近年的政治动荡，他们也更倾向新加坡。

苏寒容表示，市场估算至少400亿美元（约1673亿9000万令吉）资金在近年从香港流向新加坡，但这笔数字不曾获官方证实。

“就马来西亚而言，有鉴于最近的政治因素，如果有更多资金因而从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流向新加坡，我并不会感到意外，因为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去年曾在一场记者会上提及这情况。”

岸外基金易隐藏资金

除了持有多家岸外公司，达因也通过新加坡的盛亚信托在英属维京群岛、萨摩亚（Samoa）、库克群岛设立多个信托基金。

其中一个信托基金名为“国际贸易银行财务集团控股信托”（ICB Financial Group Holdings Trust），相信是以瑞士国际贸易银行集团来命名。

这个信托基金受益人是达因的5个孩子：阿斯妮达（Asnida，60岁）、阿斯琳达（47岁）、莫哈末维拉（Md Wira Dani，43岁）、阿米（26岁）以及阿敏（23岁）。这个信托基金在2005年成立时，阿米和阿敏年仅10岁与7岁。

根据《当今大马》看过的盛亚信托纪录，国际贸易银行财务集团控股信托相信已在2010年关闭。

匿名受访的税务顾问指出，设立岸外信托主因是保密。这是由于信托的详情如资产、受益人都不会对外公布。

“无论如何，（岸外信托）并非完全隐秘，这毕竟不是电影。若有政府能够证明一个岸外信托涉及非法活动，他们可以索取基金的资料。”

“信托所在的国家政府会决定，是否要交出相关资料。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自由且公开索取这些资料。”

除此之外，这名顾问说，资产保护是另一个原因。他指出，即使岸外账户持有人宣布破产或离婚，许多避税港也不会充公他们名下的资产。

“无论如何，若能够证明资金来自非法活动或行骗所得，就可以展开充公行动。”

“（要充公岸外信托的资金）就必须在信托所在地投报。这需要经过漫长程序。”

“若有人在马来西亚设立信托，那么该信托就受制于本地法律与政府。”

无论如何，若大马政府不知道这些岸外信托的存在，则不会申请取得信托资料或要求充公资产。

达因指责当今不专业

对于潘多拉文件的爆料，达因受询时重申名下所有生意皆合法，而财富则是从1960年代做生意所赚得来。

达因也说，在他经商或赚钱的所有司法辖区内，他都有缴付全额税务。

他补充，在踏入政坛之前，他就已是个成功富商，而且早在1960年代他就已开始购置海外资产，这些资产经妥善管理也获得回报。

“我从六十年代开始经商，如今已超过60多年或半个世纪。我想，对于一个成功让大马企业扬名国内外的马来西亚人，应该给予一些认可。”

达因反而指责《当今大马》不专业，似乎没完没了地“迷恋”他（unending obsession），不断报导与影射他涉及非法行为。

“我不明白《当今大马》的动机，而我也不愿揣测。”

达因澄清，潘多拉文件列举与他有关联的多个信托当中，并非所有信托都属于他；反之，部分信托属于他的孩子，而他并不知道这些信托的情况。

他也解释，从商界退休已久，而他所掌握的信托是属于地产规划的一部分。

“《当今大马》所要求回应的信托中，并非所有信托都属于我。国内外有许多企业属于国际贸易银行名下，而我并不知情。”

新国曾罚款盛亚信托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受询时表示，他们不会向非法金融活动妥协。它说，新加坡拥有健全系统，可检测滥权、洗钱、逃税等活动。

“若个人与企业违反金融管理局的法规，无论其国籍，金融管理局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规管与执法行动对付他们。”

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盛亚信托公司曾抵触反洗钱与反资助恐怖主义条例，而在2020年7月接获金融管理局开出的110万新币（约339万令吉）罚单，并已缴还罚款。

新加坡财政部与新加坡内陆税收局的发言人补充，新加坡政府设计的税务体制旨在吸引经济活动，但并不会纵容人们逃税。

“新加坡作为一个有良好监管的金融中心，拥有强大法治，能够提供多个的金融增值服务，这也让新加坡得以发展。”

“我们将致力于打击跨国逃税与洗钱活动，维护国际标准。”

盛亚信托接受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询问时表示，它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服务，并且遵循个别地区政府所制定的条规。

“我们具有有效的合规方案，所有职员也在近年通过第三方针对反洗钱与反资助恐怖主义的稽查。”

“无论如何，没有任何合规方案是完美的。当我们鉴定出问题时，我们会采取必要措施，与涉及客户接触，并且适当地通告规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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